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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趙儷生

韓連琪

　　從1978年到1985年，秦佩珩在學術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一些進展，鄭州大學取得了明清經濟史的碩士授予權，他開始培養(yǎng)后繼人才。此階段，他繼續(xù)城市經濟研究以及明代經濟史的研究，也發(fā)表了一些有關治學方法的研究文章，他提出的觀點，對今天的史學研究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間勞動改造

　　學生風塵仆仆探望

　　在“文革”期間的情況，當時秦佩珩的學生孫憲周這樣回憶道：

　　空前絕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了，先生被打成“反動學術權威”，我也在一個中學里被打成了“走資派”……先生朝不保夕，卻仍然惦記著我，多次來信詢問情況，我為了不連累先生，很長時間不去拜訪他，但內心也在惦記著先生。1969年，先生全家隨同歷史系，被下放到郾城縣勞動改造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。那時先生由于長期受折磨，心臟就有了衰弱的征兆。我擔心先生體力吃不消，又擔心全家老小，久住城市，如今下放荒村，能否習慣。我便乘車去漯河，然后步行幾十里，到了先生勞動的郭寺村。先生見我風塵仆仆而去，跑上前去，緊握我的雙手，連連搖晃，好久好久說不出話來。我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，如同經歷了大劫大難僥幸不死，又見到了親人一樣，我和先生都高興極了，我們幾乎談了一夜。因為當時正開展大批判，老師們都在緊張地寫批判稿和大字報，我假期有限，便于第二天早飯后告別先生。先生一直送我到村頭，留戀之情痛徹肺腑。我一步一回頭地走向歸程，走了很遠，再回過頭來，先生還站在村頭望著我……

　　1976年，粉碎“四人幫”的消息傳來，舉國歡慶，萬象更新。這對于秦佩珩而言，也迎來了新生。后來史學家趙儷生在回憶中寫道：“撥亂反正以后，我每出外經鄭州換車，必到鄭大；每到鄭大，必先趨秦府。佩珩不愛修邊幅，滿口安丘鄉(xiāng)音，豁達不拘小節(jié)。有一次他高興地說：“囔咱安丘出了不少史學家啦。你是一個，韓連琪是一個，我也算一個，這不就仨啦嘛。”

　　克服困難為國家培養(yǎng)接班人

　　從1978年到1985年，在這7年間，秦佩珩在學術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一些進展。

　　此時，鄭州大學取得了明清經濟史的碩士授予權。秦佩珩開始逐漸培養(yǎng)后繼人才。他認為：“在業(yè)務上的發(fā)展，不是個人的事，而是為國家培養(yǎng)接班人提供了可靠保證。從1978年開始第一批，從1982年開始第二批，從1985年開始第三批。希如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盡管自己在許多問題上遇到嚴重困難，但努力克服，相信會使工作繼續(xù)保持下去。”

　　也正是像秦佩珩一樣的老師在此任教，不斷努力，使得鄭州大學歷史學科創(chuàng)建以來，人才濟濟，名師薈萃。嵇文甫、荊三林、史蘇苑、劉銘恕、張文彬、高敏、戴可來、李民、楊天宇、袁祖亮、鄭永福等國內知名學者曾在此執(zhí)教，傳承了優(yōu)良的教風和學風。

　　注重邊疆少數民族經濟史研究

　　秦佩珩在科學研究上，一是繼續(xù)城市經濟的研究，包括古代和近代的，也包括理論闡述和調查考據。他先后寫了許多這類文章，如《鄴城掇瑣》《金都上京故城遺址沿革考略》。

　　二是繼續(xù)明代經濟史的研究，他先后寫了一些文章：《明代治河史札》《明代云南人口、土地問題及封建經濟的發(fā)展》《明代蒙漢兩族貿易關系考略》。

　　此外，在治史理論和方法方面，他寫了《目前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》《中國經濟史研究應走的新途徑》。對于史學研究，他主張：“文必有益于世，治學領域必須擴大和結合新興學科和邊緣學科來研究，否則穿舊鞋走老路是沒有前途的。”

　　他還注重邊疆少數民族經濟史的研究，針對西南的白族寫成《試論南詔史的研究》《關于南詔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》等。1979年第三期的《求是學刊》發(fā)表了秦佩珩的《必須加強邊疆少數民族經濟史的研究》。文中認為全面系統(tǒng)地整理我國少數民族的歷史，特別是經濟史，是十分必要的。無視或輕視對各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的研究，既不符合我國歷史實際，也不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團結。全面系統(tǒng)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，是擺在史學、經濟學工作者面前的一項既光榮又艱巨的任務。文中還指出：“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或經濟史，也應遵循客觀規(guī)律。在研究邊疆各族社會經濟史的時候，必須重視資料的研究，從大量可靠的資料中，如實認識歷史事實及其發(fā)展過程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。”

　　治學上提出新觀點

　　至今仍有指導意義

　　秦佩珩還有一些研究文章是偏重于專談治學方法的，例如：《史海夜航》《史舟習駛》《史苑窺管》(《在茫茫的學海中》)等文章。在《史海夜航》中，他提到：“一個經濟史工作者，必須刻苦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，研究得愈深愈好。不是簡單地引用詞句，而是把精神實質貫徹、滲透到我們要表達的經濟史問題上去。”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、立場和方法，來探討中國經濟發(fā)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(xiàn)在都一直是中外進步的經濟史學者所必須采取的方法”。

　　此外，還要必須重視史料的價值和作用。“史料工作是經濟史研究陣線上的先行官”，他認為，“在治經濟史方面，也有一個博與約的問題。博，意味著廣大；約，意味著精深；能廣大精深才算真正的專。治學不能博大精深，沒有基礎的專家是很可怕、很危險的。博和約，是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，互相斗爭，但到了一定條件下，兩者又互相聯(lián)結起來，獲得了同一性，做到相反相成。不博又怎能談約，約從何起？不深又怎能談精，精從何起？做到體大思精，方算得是專”。

　　在《史舟習駛》中，他提到了許多觀點和想法。在經濟史研究的選題問題上：要聯(lián)系當前社會實際，處理好選題和現(xiàn)實的關系；要填補史學的空白，在做法上，要補史之缺，實事求是。一般說來，對于一個有較少經驗的歷史研究者來說，填補歷史上的空白問題，不宜抓過大過寬的問題；而對于一個有較深修養(yǎng)的歷史研究者來說，又不宜抓過小過狹的問題。在搜集和運用資料的問題上：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，每個時代都會具有其一定典型資料的特征，而且資料的內容與形式也都存在著密切的關系。我們在整理經濟史料時，應當充分認識到：無論內容與形式如何，都是由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關系、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識的觀點所決定的。作為一個經濟史研究者，應當科學地選擇某一主題的資料，并要求全面研究現(xiàn)有材料。

　　在《史苑窺管》中，他提出：治史，必須尊重史實，不能迎合某種需要，隨意篡改歷史，亂搞影射史學。同時他認為讀書或撰文：視野要寬，信念要堅。由點到面，由博到約。如果抱殘守缺，固步自封，人就無法取得進步。

　　可以說，秦佩珩提出的這些觀點，對今天的史學研究，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