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世貞畫像。
錢若賡一案與被政敵誣告,令馬文煒認識了明末官場從上到下的險惡,決定辭官。他拒絕上任浙江巡撫,毅然返鄉(xiāng)獨善其身。他建起有五間高房的院落,安丘及周圍縣鎮(zhèn)在職官員、文人墨客多有登門拜訪者。
視察萍鄉(xiāng)督建城墻 官場黑暗心中憂苦
萬歷威逼馬文煒將錢若賡收監(jiān)一案,讓馬文煒看到大明官場的黑暗,他覺得他們要的從來都不是真相,維護的也不是公平正義,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(fā)。
在封建社會的官場,馬文煒算是一名人品高尚、耿介廉潔的官吏,他曾立志對大明江山負責(zé),對自身及黎民百姓負責(zé),頗具愛國愛民、敢于擔(dān)當(dāng)?shù)那閼选?刹簧俳?jīng)手的事,卻很難遵從自己的內(nèi)心,于是思想壓力越來越大,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,不能自拔。
江西萍鄉(xiāng)早在東吳寶鼎二年(267)便已立縣。明正德七年(1512),萍鄉(xiāng)開始筑土城墻,后改為筑磚城墻。萬歷十二年(1584),馬文煒、袁州知府陶之肖來萍鄉(xiāng)視察,督促知縣沈君校建筑磚城墻,培石基,拓馬道,城墻長918丈5尺、高1丈、闊9尺。城墻原開有四門,馬文煒見東南方向民眾整日出門挑水吃,就提議在東來陽門與南達秀門之間,加設(shè)三道小門,為民眾提供便利。三道小門被百姓稱作“水門”。還指示在孔廟前開辟禹門,鐫刻門額,設(shè)立木欄并種植桃李,寓意桃李天下,以振文風(fēng)。
十年前孝感建墻得鼎 被政敵誣告更加困擾
在江西巡撫任上,馬文煒受到誣告,進一步加劇了他對官場的厭惡。
十年前,馬文煒組織民工建筑孝感城時挖得了仲山甫鼎。仲山甫,一作仲山父。樊姓的先祖,全名應(yīng)叫樊仲山甫,西周周宣王的太宰,生前有功名受天子表彰?,F(xiàn)文獻相關(guān)記載見《后漢書·竇憲傳》,說和帝永元元年(89)秋七月,東漢大將軍竇憲出擊匈奴時,南單于送給竇憲一只古鼎,能容五斗,上有“仲山甫鼎,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”的銘文。
據(jù)《孝感縣志》載,萬歷二年(1574),馬文煒在德安知府任上領(lǐng)孝感拓展城墻,在建造孝感北墻時,民工挖得一匣,匣中出古鼎一件。形狀為“蟠腹爹口、三足兩耳,周園端嚴,體被五色,上有識皆古領(lǐng)捕文,大小凡六十字。當(dāng)時人樂道為祥瑞,遂筑鼎于其地,名為‘神鼎閣’。”
馬文煒得鼎后,鑒于著名文學(xué)家、史學(xué)家、收藏家王世貞在萬歷二年(1574)監(jiān)視湖廣武舉鄉(xiāng)試及巡視今湖北十堰,馬文煒便邀請他作寶鼎記。王世貞慨然應(yīng)允,并在文中考訂此鼎為周初南宮仲父方鼎。
《孝感縣志》卷五載:“乃請?zhí)珎}大司寇王公龕州為記。王時以節(jié)鉞鎮(zhèn)撫鄖陽,云所記緣其甚詳:且摹宋薛尚功歷代鐘鼎款識皆合,始知為商末周初南宮仲父方鼎也。”
沒想到此鼎成為政敵誣陷馬文煒的利器。時臨江太守因違反規(guī)約,遭到馬文煒訓(xùn)斥,并條陳其罪上報。太守為自保,誣告馬文煒挖出的“仲山甫鼎”被他私下交易或送了人。
清康熙《續(xù)安丘縣志》卷十八《事功傳》馬文煒篇記:“(公)執(zhí)法公正,群小忌之,乃以蜚語中公。謂公城孝感時,闕(通掘)地得仲山甫鼎,以餉江陵。然鼎故在署庋,無恙也。公笑曰:‘伊尹負鼎要(要,同徼,求取,有所倚仗而強求)君,子乃負鼎要相乎?’”意思是說:“從前伊尹以這件寶物扶國君,難道我在荊南用它扶張相不成?此鼎在倉庫中完好無損,這謠造得太荒唐可笑了。”
馬文煒說的伊尹是商朝的開國元勛,張相即張居正。
拒絕赴任浙江巡撫
堅決辭官回鄉(xiāng)隱退
幸虧所得青銅鼎尚在庫房,馬文煒得以洗脫。另外,王世貞所考仲山甫鼎,也根本不對,《東漢書》所記的仲山甫鼎已被竇憲上交國庫,仲山甫封地是經(jīng)幾次遷移方到的荊楚,早與之脫離了干系。更兼幾朝國庫屢經(jīng)亂世戰(zhàn)火焚毀蕩然無存,它又怎會再次在孝感出土呢?
馬文煒任上筑孝感城墻得鼎實有其事,然此鼎并非薛尚功所考識的南宮仲父第一鼎,凡字數(shù)及內(nèi)容均與漢時“仲山甫鼎”所記傍銘不符,只是一未名彝器而已。明朝時,仲山甫鐘鼎彝器已無存世,只存在于古史籍中。
臨江太守的誣告又把早已不愿同流合污的馬文煒推了一把,讓他進一步看到了明末官場的復(fù)雜與兇險,遂萌生退意。并于萬歷十五年(1587),即錢若賡入獄的第三年,向朝廷遞交了辭呈。
年富力強的馬文煒竟要辭官,萬歷接到奏報,甚是驚訝。于是決定給他換個地方,傳詔馬文煒任浙江巡撫??伤€是力辭不就。拖了一年后,萬歷便批準他還鄉(xiāng)。萬歷十六年(1588)七月,馬文煒離了江西,一路饑餐渴飲,夜住曉行,兩月有余,回歸安丘。
到了故鄉(xiāng),他看到東許里(馬家樓)舊居破敗,就用積攢多年的俸祿,西遷三里地,在南潭灣北崖(今安丘南關(guān)印臺之下、南關(guān)小學(xué)以東),坐北面南建起有五間高房的院落,院大門朝向東南角而開。書房建在門左側(cè)與高房同向,三間廳房前廊后廈,后墻留門與北院相通,前廊有朱漆明柱立于房門兩邊的石鼓上。進得門來,正中放著一套八仙桌椅,置放精美茶具,后面則是一靠山長幾。上面擺放古玩,最北邊立有四扇山水屏風(fēng),擋住后門,東間是書房,書桌上文房四寶,書櫥內(nèi)古籍巨著。
由于馬文煒系在職而退,安丘及周圍縣鎮(zhèn)在職官員、文人墨客多有登門拜訪者。馬文煒借機勸導(dǎo)他們要勤政愛民。住所每日里高朋滿座,好不熱鬧,倒也比官場自在。
馬文煒打算在接下來的時光中,集中精力為家鄉(xiāng)編書著史,彌補書籍之缺。他深知安丘文獻缺失的現(xiàn)狀,認為“率多佚亡”“有其錄而無其書者,十之六七也,豈不惜哉”。明末張貞《渠丘耳夢錄》丙集“先賢著述條”轉(zhuǎn)述了馬文煒的這一說法,并列出了88種只留下書名的書目。
責(zé)任編輯:邢敏 王葉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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